2014-09-23 18:02:53
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，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9月20日晚去世，享年79岁。
1985年，杨伟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担任副台长，主管新闻；1991年，杨伟光被任命为央视台长。这之后，他带领央视走上了电视改革的破冰之旅，直至1999年卸任台长职务。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。这一段破冰之旅，足以让他在中国的电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
简历
杨伟光，男，广东梅县人，1935年生，1956年10月入党，1961年参加工作。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。记者、副台长、中央电视台副台长、台长、广电部副部长等职。
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；
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历任编辑、记者、副主任、副台长；
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，1991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；
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。
1995年主持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”课题研究，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“九五”重点项目，出版研究成果《中国电视论纲》。
2002年9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。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女娲亚太基金会资深顾问。著有《电视论集》、《电视新闻论集》、《电视改革论集》等书。
杨伟光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领军人物，在中央电视台纵横捭阖一十四年，任副台长六年多，任台长七年多，创造了央视历史上的辉煌。特别是主政央视期间，以电视新闻为突破口，向机制开刀，向节目要质量，向质量要效益，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央电视台的改革，创造了无数的“第一”，打破了无数的纪录。
首先是《东方时空》横空出世，紧跟着新闻、文艺、体育、经济类节目和电视剧创作全面开花，以至带动全国电视界新一轮的“洗心革面”。中央电视台综合实力跻身国际一流。
1999年“换岗”之后，杨伟光壮志不已，激情不改，放飞“金鹰”，迎接“入世”，探索有中国特色电视艺术规律，引领中国电视文艺事业开创新时空。杨伟光勇于实践，善于总结，在电视传媒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，《电视论集》、《电视新闻论集》、《电视改革论集》、《中国电视论纲》等著述凝结着他的思想和智慧。
新闻立台
在央广和央视任职副台长期间的经验，为杨伟光真正掌舵央视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。
1991年12月18日下午，杨伟光接到一个紧急电话：“不管做什么，马上到台长办公室来。”
他急忙赶到台长办公室，只见艾知生笑吟吟地拿出一个文件，向杨伟光宣布道：“经中共中央批准，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……”
担任央视台长后，杨伟光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建成“世界一流大台”的口号。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“新闻立台”。
“为什么要提出新闻立台呢？以前电视台被当成娱乐工具，主要就是放电影，转播舞台剧、话剧，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，没有时效性。我到电视台以后有了新闻改革的思路，但是(20世纪)80年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，不适宜搞批评。到90年代，中央领导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，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就试着做，新闻单位应该敢于碰这些问题。”杨伟光后来回忆。
1993年，《东方时空》应运而生。
由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牵头，7个颇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组成了新闻改革策划班子，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策划方案。
这是一份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闻栏目方案，栏目时间有60分钟，前20分钟是新闻，后40分钟分成四个板块，即《东方之子》《生活空间》《金曲榜》《焦点时刻》，栏目的名称拟叫“新太阳”，还有几个备选名称。
杨伟光看到这份策划案非常高兴，同大家对每个栏目的内容、定位都作了深入的研究。最后议到名称时他说：“栏目的名称不能叫‘新太阳’，容易引起歧义，去想几个新题目来，再从中选择。”
过了几天，这些年轻人又拿出20多个新名称供他参考。当杨伟光看见“东方时空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眼前一亮。
“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，正好符合这个名称的‘东方’；‘时’就是时间,有一种历史感；‘空’则是无限的空间，有气势。”杨伟光回忆。
他毫不犹豫地在“东方时空”上画了个圈，于是《东方时空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《东方时空》一经推出，立即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。以此为发端，《焦点访谈》《实话实说》《新闻调查》等栏目相继问世。
杨伟光承认，这样的尝试开始时非常小心。
“1993年开办《东方时空》，里面的《焦点时刻》就是讲批评。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就要放在垃圾时间，批评内容很难把握，我不希望很多人看，但是要做。”
那时，杨伟光每天早晨起来要先看《东方时空》，看完以后去上班。
“结果没想到，《东方时空》一出来大家7点也都看了，因为它的内容摆在那儿。一年以后把抓热点的节目从早上7点放在《新闻联播》的后面，就是《焦点访谈》。”
焦点访谈
《焦点访谈》创造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奇迹，收视率一度达到35%。
创办之初的《焦点访谈》聚焦社会热点、揭露时弊，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。
曾有报道戏言：“当时中央电视台门前，两个队伍最长，一个是地方官员的说情队伍，一个是找中央电视台反映问题的老百姓队伍。”
在中国电视史上，《焦点访谈》是领导视察、批示最多的栏目。
1998年10月7日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与《焦点访谈》工作人员座谈，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，结果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。
朱镕基调侃说：“自《焦点访谈》开播以来，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，也是很热心的观众，对这个栏目我一直积极支持，热心宣传，你们没给我推销费，我完全是义务的。”
朱镕基为《焦点访谈》题写了力透纸背的16个大字：“舆论监督，群众喉舌，政府镜鉴，改革尖兵。”他说这是他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才定下来的词句。
“山东有一个法院院长，又喝了点酒，记者去采访时，他就说，‘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，我怕谁，谁都不怕！’下面人把我们的采访车给放了气。结果记者回来以后， 就跟我反映这个问题，问能不能播出。我就问，是真的么？记者说，是真的。我说真的就可以播，后来就播出了。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，人大代表说把我们山东人面子丢光了，弄得很紧张，三天就把这个领导撤职了。”
杨伟光回忆。 一片叫好声中，杨伟光和同事们却压力重重。
《焦点访谈》在黄金时间播出，风险更大了，怎么把握？
“当时，我们定了几条原则：第一，焦点访谈一定要尊重事实，不能是假新闻，必须实事求是；第二，焦点访谈必须与人为善，你必须是为了改进工作， 不能人家接待不好，你就故意加码，不能感情用事；第三，焦点访谈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一个省连续搞几个焦点访谈节目，省长、书记压力会很大；第四，在中央开会的时候，省长、书记都在北京的时候，不要指名道姓的批评哪一个省，要不然这个省长、书记没法见人啊，人家就会问，你这个省怎么回事啊？”杨伟光曾在受访时介绍。
杨伟光认为，焦点访谈要坚持办，但只有做到这几条，才可以长期办下去。
“美国一家新闻媒体在中央电视台采访《焦点访谈》节目后，感到很吃惊，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媒体只能谈政府官员好，不能批评，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，他们认为，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表现。”杨伟光说。
广告招投标
“现在一些人谈到央视时不无调侃，但他们当时积累起来的新闻评论部，即使是现在，也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清誉，经受了许多的考验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姚欣保告诉澎湃新闻。
“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，是全方位的。”姚欣保说。
除了对新闻栏目的改革，杨伟光担任台长期间，央视的广告和电视剧也获得了极大的突破。
杨伟光刚刚接手央视时，央视广告费和其他收入只有2.7亿，到1997年，收入则突破了45个亿。
广告增长快，与解放思想有关系。
在《新闻联播》之后插播广告，现在看起来很平常，当年确是个“禁区”。
“1993年底，广告部主任找我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在《新闻联播》和天气预报栏目之间加广告的话，那就能拿大钱。”杨伟光回忆。
“因为过去天气预报跟《新闻联播》连在一起，政治性很强，因此一直不加广告。我说这样，先加30秒，6个5秒标版广告，听听反映再说。”杨伟光决定。
这样播了半年以后，广告加到了1分钟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此期间投放广告。杨伟光拍板，以招投标的方式，决定谁的广告上谁的不上。
“还是招标为好，招标在现场，大家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，公平合理。所以广告收入一下增加，这就是1995年从10亿翻一番到达20亿的原因。”杨伟光说，“招标严格不严格，广告界和电视界议论纷纷，什么话都有，我说这些很正常，都是公开的。”
姚欣保还记得，杨伟光曾谈到，他觉得最开心的事情，是四大名著的电视剧得以播出，能够用电视的形式传播中国古典名著。
打造精品电视剧，亦是杨伟光的重要决定。
杨伟光认为，只有抓质量、抓精品才能使电视剧生产良性循环，才能有长远的发展。 随后，央视出台的一系列措施，使一批优秀电视剧应运而生：《外来妹》《情满珠江》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《雍正王朝》等，在当时俘获了大量粉丝。
此外，一批高品质的纪录片、文献片《毛泽东》《邓小平》《香港沧桑》《改革开放20年》《望长城》等相继问世，特别是大型文献片《邓小平》于1997年1月1日开播，引起国内外的轰动。
告别央视
1999年2月，64岁的杨伟光从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位置上退下来。
在杨伟光任台长的7年多时间里，央视频道数量由原来的3套增加到9套；节目播出时间由1992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37小时，增加到1997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150多个小时；国际频道通过卫星覆盖全球96%的地区；节目固定栏目由几个增加到306个；广告、经营收入达到50亿。
1998年3月，杨伟光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，还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等多个职务。
2002年，杨伟光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新成立的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职务。
姚欣保记得，初见杨伟光，可能会觉得这人比较内敛，甚至是有点木讷的，不太张扬，完全不会将他与部级官员的身份联系在一起，“在话题打开以后，他是能够侃侃而谈、愿意交心的人。”
杨伟光不仅对于电视新闻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于新闻专业教育也有他的思考。
姚欣保告诉澎湃新闻，杨伟光意识到，现在的新闻传播教学，太多的从理论到理论，许多学生进入媒体后根本不能工作，应当增加实务性课程。
在师资方面，杨伟光认为应该“一人一半“，偏理论的教师占一半，偏实务的教师占一半，真正能够让学生学会动手。
姚欣保说，杨伟光的很多理念，放到现在看也还是先进的，对大陆大学新闻传播教学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很强。
杨伟光因此还牵线搭桥，为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提供固定的每年到央视实习的机会。
澎湃新闻记者本人与杨伟光的唯一一次联系，还是在2012年。
当时，澎湃新闻记者正于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任职。为了制作院庆专刊，曾十分忐忑地致电杨先生，邀其写下寄语。不想杨先生在电话里毫无架子，欣然同意，并很快用短信发来自己的寄语。
“期待师生们：立足中国，胸怀世界，培养出更多全国知名、影响世界的名记者、名编辑、名主持、名制片。为交大争光！为祖国争光！”
曾有记者问杨伟光，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。他将之归结于不断的学习，尤其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。
“马克思哲学使我注意辨证思维，注意‘度’的把握，注意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紧跟时代潮流，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，勇于战胜困难。”
“在新闻改革过程中，把握好‘度’是成功的关键。古人说，‘物极必反’、‘过犹不及’。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，是我的座右铭。”杨伟光答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