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-09-23 17:57:11
熟悉杨伟光先生晚年生活的人知道，他腰杆硬朗，眼睛清亮，目光坚定，也时常挂着天真的笑容，如老小孩般。他最常穿白衬衣，一年四季，有领有袖。遇到出席会议时，必正装、系领带，领带是红色的居多；只有在北京的三伏天，他会穿短袖衬衣；三九天，他偶尔会戴呢子礼帽。黑色或藏蓝的西裤，穿软底儿黑皮鞋。站得很直，偶尔正一下半金丝框的眼镜，这多半发生在等电梯的时候。
只要办公室没有客人，他几乎都是在伏案工作，几绺头发垂搭下来。他随身带一把小梳子，在会见客人前，从衬衣口袋里掏出，梳理一下头发，那定期染黑的偏分的发型几乎没变过。
杨伟光先生的属下们、客人们多半都称呼他“杨台”或“杨部长”。对于并非央视体系和影视行业体系的外人的我，很长一段时间都称呼他：杨老师。
俭朴随和的副部级领导
在跟随他工作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发现他皮鞋后跟是补过的，用半月形黑色月牙胶皮，补的。我在想，一位曾经的广电部副部长、中央电视台台长，怎么还穿补过的皮鞋呢？他住的宿舍楼周围也没见到补鞋的。那他在哪里补呢？
这问题，是一闪念的。是我对这位年近七旬，如我祖父年纪的领导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。这一闪念的问题，我很快就在记忆里找到了答案：第一次单独与他谈工作，是2005年夏末，话题围绕着“剧本、剧本，一剧之本”展开的，不觉聊到了生活。我告诉他：“我父母是69年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宁夏吴忠，从小生活在农村……”
他认真地说：“农村的孩子能吃苦。我是农村的，直到出了梅县农村上学，才穿过鞋子。我一心考北京大学新闻系，考上了，北大新闻系又并进了人大新闻系。所以我是进北大，出人大。两个学校的校友会都来找我。多好。”
他问我：“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学的什么专业？”我回答：“是西安理工大学，读的会计。结果1998年到了北京，才发现原来还有北电、中戏，才知道还有学电影，学艺术是有大学念的，毕业后干了一年会计，不喜欢，我喜欢电影……”
约莫聊了两小时。手机响，他接电话，我收了声。挂了电话，他伸手拿过4A纸尺寸的打印册，有十厘米厚，递给我，说：“你回去看，下次见面带上你的简历，再听听你的剧本意见。”
他起身，绕过班台，送我出门，直送到电梯口，按了电梯的下行键。整个过程，我着实忐忑，哪敢劳驾副部长送呢。他随和地说：“送一下、送一下。”笑着握手话别。他的手心、手指都很柔软，只是皮肤有些干。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，这大略是他的习惯，对于客人尤其是第一次造访他的客人，都会送出办公室大门，送到电梯门口。
那淡蓝皮包装的册子，是我第一次接触未开拍的完整的电视剧剧本，第一次和投资方、主创讨论的剧本。自那时起，阅读剧本、讨论剧本，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，甚至可以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是杨老师给我的职业机会，我安身立命的饭碗。
站在对方角度思考做事
杨老师说话声不高但底气足，语调均匀，南方口音，说他语速较慢，倒不单是义齿的缘故，而是他为让对方能听真切的原因。在他跟着电视荧屏字幕唱《东方之珠》时，尤为明显：他是在照顾对方能听真切。有一次聚会，杨老师接受了女同事的邀请，跟着乐曲，跳跳交谊舞，也时常照顾舞技不佳的舞伴。
他写字很稳，手稿非常整洁，想好一整句后，才落笔，通篇来看修改、涂抹之处极少。我见得最多的是：“旭东阅。杨”，有时在“旭东”前面加“请”字；有时在“旭东”后面加“同志”二字；有时在“杨”字后面加阿拉伯数字的日期。他的字，能楷体不行体，能行体不草体，鲜有联属。他在照顾对方能看真切。
在视协组建新公司的过度期间，经常要外出，杨老师让我坐他的车，我总是迟疑。他觉察到了我的不安，索性站在轿车右后车门前，说：“旭东，从那边上。”
还有多次，如果下班晚了，杨老师就叮嘱他的司机开车送我。他记得我家住的远。没多久，我就在离办公室两公里左右的某小区租住下来，坐公交、骑单车上下班都很方便。他问我：房租多少钱，几个人住等等。
杨老师的专车副驾驶座椅，靠头的那部分，是被摘掉的。他经常坐在副驾驶座椅的后面，看着远方。一次路过央视宿舍区，他笑着说：“那时候，单位还能分房子，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，我定的。好多台里的同事遇到我就感谢。感谢我帮他们解决了住房。你看，现在房价都多高了。”
杨老师留给我Email地址，用户名的尾缀是*****，就是他的车牌号，他说：“这多好，一下记住两个。”杨老师生活、工作极其有规律。一早，专车在他家楼下接他到办公室，中午接他回家吃午饭，下午在接他办公，晚上回家。如果没有推不开的应酬，他不会在外面吃饭。除了手机号码，杨老师还把家里客厅的和卧室的两个座机电话号码给了我，说：“回家工作，有时会关手机。有急事可以打座机。客厅没人接，就打卧室的。”他知道创业新公司事情多，怕因为自己的原因误了公事。杨台为公司取名叫：天地人传媒公司。
站在对方角度和处境上思考、做事，已然是杨老师血脉里的习惯。照顾他人、与人方便的习惯，至辞世他都保留着。惊闻他辞世的噩耗，我与他的独女杨平女士通话，杨平说：“我爸住院期间怕给大家添麻烦，就低调处理，没几个人知道。”
工作中关于“度”的理论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有机会和一些央视在职、离开央视体系的媒体人，地方电视台的媒体人接触。故事也常以：那时候，杨台如何如何，开始。他们说的最多的是“怀念杨台时代”。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，在参加一个行业活动的晚宴上，知名制片人某君来给杨老师敬酒，杨老师向他介绍：“王旭东，我的助理，你们年轻人要多联系、多合作。”某君悄悄的对我说：“杨台绝对的工作狂，水平又高，我们进了杨台办公室谁都不敢坐，站着汇报工作。”
至此后的五年间，我到杨老师办公室，从来都站在班台前，而杨老师也从来都是在我汇报前，说个：“坐”字。我就坐下开始汇报。
由“杨老师”改口称他为“杨台”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，大概的情境是一次集体工作会议上，每位与会人员都称呼他为“杨台”，我感觉再称呼“杨老师”显得很不适宜，于是就改口称呼他“杨台”，一直到现在。
关于杨台在央视出任台长和广电部副部长期间、在视协出任主席的事情，我很少主动问，他也很少主动提。但凡提及央视、广电部、视协等的工作，杨台总提他关于“度”的理论：节目改革要有度，如广告竞标、东方时空、焦点访谈的内容尺度和时长问题；人事改革要有度，如不拘一格降人才，自荐的敬一丹，考招的白岩松、方宏进、崔永元们；香港动作指导袁和平的启用；业务改革要有度……
改革、创新要有“度”，以度的把握达到双赢的局面。强调“优秀节目为王”和“精品至上”的理念，这两处锦句，后来挂在了在他新办公室的墙上。
杨台对我做电影研究写评论很支持，一次，我请他作我加入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推荐人，他同意了，在我的《申请表》上签字时，说：“一个单位，要有钻研理论的，人要有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。”一些电影的点映，是在我的工作时间段，杨台从来都是准假的。他也会偶尔问我，看了什么电影了？怎么评价？没有杨台的鼓励和支持，我也难在电影评论方面有所积累和长进。
2006年夏天，某君负责高群书导演的《东京审判》电影的部分宣传工作，他托我请杨台作为嘉宾领导观影。杨台答应了，观影后对我说：“拍得很认真，那段历史值得书写。”这是我和杨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共同在影厅观影。
杨台的大气度和大局观
有两三年，我们天天都在看剧本。看剧本费眼，技术部门的同事就帮杨台下载了一个语音软件，可以讲剧本诵读出来，他常常在办公室听剧本，时不时在剧本打印稿上写下批注。杨台设立了剧本的三审制度，我是二审的终审，他是三审的终审，这恐怕是中国“剧本医生”的开端，一些走过我们审看流程的剧本得以在电视台播出，有一些还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，但这些项目和视协和公司并无什么关系。我为此有些牢骚。
就这个问题，杨台批评过我，他表达比较温婉：“旭东，我们是看了一些剧本也提了意见，最后项目没和我们合作，你不要有情绪。你想想，这些意见和建议如果对电视剧有用，节目质量提高了，不就是对中国电视剧提高水准有帮助吗？对行业有贡献吗？”
面对中国电视行业的大局，我惭愧，没有杨台这样的大气度和大局观。我确定，他是以台长甚至部长的思维格局在经营企业。
除了负责电视剧部门，我还要负责一部分主席助理的工作，帮杨台起草一些方案。有一天，杨台问我，看不看央视戏剧频道？我说：“看。我喜欢马连良、周信芳。”杨台说：“当年经典戏曲音配像工程，是我定的，亲自抓的，李瑞环同志很支持。音配像是通过电视手段把国粹更好的保留和传播出去。”
那次谈话后，《中华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——实施把以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明转化为以音像为载体》方案，开始启动。
杨台亲自写纲要、组织专家开会，论证；我负责搜集材料，细化纲要；调整、修改数十稿，耗时近一年。2006年夏，杨台定稿。他在文中写到：……我们要打造象华纳、迪斯尼、维尔康母那样的跨国文化公司，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，把中国推向世界。当我们的优秀影视片库达到几千部（集）时，可以将其翻译成各大国的语言，走出国门去办台。这不是梦，也不是狂言，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以后，世界需要了解中华文化，需要了解中国奇迹般地发展。这是可以预见的。我们要抓住机遇，开拓创新，辛勤耕耘，制作出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，制作出具有中国气派、中国风格的作品，为全球观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过去已做过一些，但没有计划，打乱仗，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或资金不足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。我们拟定这个计划，把重点突出来，有利于制作成系列。中华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，并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，应该用十年、二十年、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去完成。一代一代传下去…….
杨台说：“音像化工程第一批就十多个系列，全部完成应该比《四库全书》工程量还大。”这是杨台的大愿望。
亲自策划审读《家有儿女》
杨台喜欢孩子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。2006年腊月二十九，一位入职不久的女同事，带着她五六岁的小女儿到办公室，不想在楼道遇见了杨台。他主动和小姑娘打招呼，随即转身到办公室，拿了几百元的压岁钱，给小姑娘。女同事慌忙阻拦，杨台看出了她的不安，笑着说：“过年了嘛，要给压岁钱。”“谢谢爷爷，新年快乐！”这一老一小的笑声，勾勒出朴素的家的年味儿。倘若他对孩子没有此大爱心，又如何支撑他策划并亲自审读6000万字的剧本、近一万分钟367集的《家有儿女》呢？
杨台非常守时，尤其是外出会晤。那天晚餐，杨台没有拿包。席间，他象征性的喝了半杯红酒，问了问我在奥组委工作的事情，也告诉我，他在策划筹拍《妈祖》电视剧，让我多关注。还好，那里的菜清淡，符合杨台的口味，包间也大，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的景致。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，我只是想念杨台，想向我工作的领路人、老领导汇报一下我近期的工作。这是在我离职一年左右。临别前，他叮嘱杨平：年轻人要多联系、多合作…
2014年9月20日晚，杨台留下他的大格局、大愿望、大爱心，走了。
杨台，您常说，客家人走四方。您就把天堂当做您的第五方天地，愿意伏案便伏案，愿意看远方便看向远方，像往常一样。
2014年9月21日
